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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是嚴厲而冰冷的懲罰，受懲罰者要承受失去自由、財產甚至生命的痛苦，這種痛苦會波及影響親屬朋友，受懲罰者的自我價值和人格尊嚴也會受到極大影響。

但刑罰同時還擔負著促使犯罪人改惡從善、棄惡從善、改過自新以及震懾可能犯罪的人和正在犯罪的人及時懸崖勒馬、停止為惡的功能。

在設定、運用懲罰手段時必然需要從寬嚴相濟的角度考慮。盡可能不處罰或者從寬處罰，使受懲罰者因受到辦案人員的溫情對待開始悔悟自己的罪行從而逐步向善的方向轉變，這樣才有助于實現刑罰教育和改造的目的。

如果一味實施嚴刑峻法讓受懲罰者畏懼，而缺乏勸人從善的寬容，可能會使受懲罰者產生極強的抵制、對抗心理，并因無從寬或者免除處罰的機會而喪失向善的信心，難以達到理想的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

因此，刑法規定了各種從輕、減輕和免除處罰的情節，促使正在犯罪的人及時主動停止犯罪，已經犯罪的人及時挽回損失，降低危害后果，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認罪悔罪、立功等，使被破壞的社會秩序盡快得到恢復。

可以說，刑罰作為懲罰手段，其背后的溫情始終與懲罰并存，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缺一將會使刑罰走向極端，影響刑罰目的的實現。

為此，立法應當將從輕、減輕、免除懲罰的情節給予全面、具體的規定，為司法提供法律依據；司法也應當領會貫徹立法的精神，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爭取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情節的機會和便利。

比如，對于犯罪中止、過失犯罪、職務犯罪和經濟犯罪等不具有繼續犯罪社會危險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辦案人員在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會逃避刑事追究的前提下，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自動投案的機會，有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供述并配合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從內心轉變對刑事追究的對抗和抵制，節約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確保刑罰教育和改造目的的實現。

例如，在遼寧省某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管理中心主任孫某某挪用公款等犯罪的二審程序中，筆者擔任了孫某某的辯護人。在閱卷過程中，律師發現一審庭審筆錄中，審判員問：“被告人孫某某，你講一下紀檢部門第一天找你是什么時間？”被告人孫某某答：“2013年1月4日上午9點，我接到單位紀檢書記的通知后，是我主動聯系的市紀檢部門，紀檢人員把我帶到了辦案基地，5號的晚上給我做的第一次筆錄，辦案單位找我的時候知道馬某某向我借500萬元的事，問了關于齊某某的事，其余的內容是談完馬某某的事后我主動跟辦案單位說的。”

律師認為，雖然審判員問的不是孫某某到案的經過，審判員的目的也不是調查孫某某到案的經過，但孫某某的回答內容就是到案的具體經過。這一到案經過，是認定孫某某是否屬于自動投案最基礎、最直接的事實。但是，審判員沒有進一步核實孫某某單位紀檢書記是誰？該紀檢書記通知孫某某的內容？孫某某與市紀檢部門哪個人員聯系的？市紀檢部門向孫某某提出了什么要求？孫某某是如何到市紀檢部門的？孫某某到市紀檢部門的目的和動機是什么？公訴人和一審辯護律師也沒有向孫某某核實上述事實細節。

而上述事實，決定了孫某某是否具備自動投案的情節的證據。

如果構成自動投案，只要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如實供述事實，即使司法機關在其供述前已經掌握了部分犯罪事實，仍然不影響其自首的認定。為此，二審律師將孫某某到案經過的具體細節的核實作為了辯護的一個重點。

二審律師到孫某某所在單位的紀檢部門調查，找到該單位紀檢書記，向其了解了某市紀檢部門讓其通知孫某某的內容。該紀檢書記證明了其通知孫某某的內容。二審律師到市紀檢部門調查，具體聯系孫某某所在單位紀檢書記、接受孫某某到案、詢問孫某某的紀檢工作人員證明了孫某某如何與市紀檢部門工作人員聯系的、市紀檢部門如何對孫某某要求的、孫某某如何到市紀檢部門的、孫某某在紀檢部門工作人員調查時是如何供述等的事實。

某市紀檢部門在二審過程中出具了《關于孫某某到案情況的說明》，該說明內容為：“2013年1月4日，我和某市反貪局工作人員某某、某某到某單位找孫某某，當時他不在單位。后經過市紀委相關領導與某單位紀檢組聯系，要求孫某某到市紀委門口等我們調查組人員。半個小時后，孫某某來到市紀委，我們將孫某某從市紀委帶到辦案基地。1月8日開始，孫某某陸續交代了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實。1月10日，紀委將孫某某涉嫌挪用犯罪線索移交司法機關。”

在二審庭審中，孫某某到案經過的事實得到了全面的調查，孫某某本人陳述了其到案經過的整個過程和細節，其陳述能夠得到某市紀委出具的說明的印證，也能夠得到紀委對其調查筆錄的印證，二審法院最終認定了孫某某屬于自動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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