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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犯罪的明知的規定，是在所有關于明知的司法解釋中最為詳細和詳盡的，對于司法機關正確認定洗錢犯罪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在以上3款規定中，第1款是關于明知認定的一般原理，強調了在認定明知的時候應該結合主、客觀因素。第2款是關于明知推定的基礎事實。尤其是，該司法解釋還規定了“但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這表明通過推定所得出的結論是或然的，在存在反證的情況下可以被推翻。這就為辯護留下了余地。這在以往的司法解釋中是沒有的。我國學者把這一規定稱為“除卻規定”，認為這是一種可反駁的客觀推定。除卻規定允許被告人反駁，以便有效地防止客觀推定的絕對化。如果行為人有證據證明自己確實不知，則推定其明知的結論不成立。第3款則是對洗錢罪明知對象的特殊規定，因為洗錢罪的上游犯罪并非一種而是多種，該司法解釋對此作了概然性規定。這一規定表明洗錢罪的明知也可以是概然性的認識，這里的概然性不是指認識程度的概然性，而是指認識內容的概然性。

在這一司法解釋中，關于明知的界定沒有再出現“應當知道”這一表述內容，這是于該司法解釋之前關于明知的規定的一個重大轉變。對此，該司法解釋的執筆人指出：“《解釋》起草之初曾在第一條第一款對‘明知’有說明性的文字，即‘明知是指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專家論證會上有意見指出，盡管過去相關司法解釋文件有類似表述，但從理論上看并不嚴謹，‘應當知道’包括確實不知道或者說過失的情形，而本解釋強調的是明知可以通過客觀證據來推定，并非要將過失的情形涵括在內。考慮到國外不乏將過失洗錢規定為犯罪的立法例，為避免司法中可能出現的不必要的誤解，堅持我國洗錢犯罪為故意犯罪的立法本意，《解釋》刪去了該文字表述。”筆者認為，這是司法解釋的一個重要進步，它不僅可以避免對過失的誤解，而且為對明知的理論定性提供了司法資料。

如何認定犯罪的主觀要素，始終是一個司法活動中的疑難問題。對于故意來說，在絕大部分情況下，都可以從故意支配下的客觀行為中得到確證。例如，行為人使用手槍朝著被害人的心臟開槍，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沒有打死，我們也可以從其開槍行為中確認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殺人故意。又如，行為人潛入他人住宅秘密竊取他人財物，也可以從竊取財物的行為中確認行為人主觀上具有盜竊故意。對于這些主觀要素來說，證明并不困難。

對于目的犯之目的、傾向犯之傾向、表現犯之表現，則證明起來是相當困難的。因為在這些情況下，某些主觀要素，例如目的犯之目的，并不對應于客觀行為，是一種主觀超過要素，難以由客觀行為直接確認其存在。至于傾向犯之傾向，例如強制猥褻罪中的性意圖；表現犯之表現，例如刑法分則規定的大量明知，都是行為以外需要證明的主觀違法要素，不能從其行為中直接確證。在這種情況下，行為本身不具有違法性或者違法性程度較低，需要通過主觀要素確認其行為的違法性或者提升其行為的違法性程度，而客觀上的行為并不能為這種主觀要素的認定提供直接的根據。為此，在司法活動中對主觀要素采取了推定的證明方法，尤其是有關司法解釋通過設置推定規范，為明知的司法認定提供法律根據。

推定是一種根據已知的事實推導出推定事實的方法。推定經常被用于對主觀事實的證明。就主觀事實與客觀事實相比較而言，對客觀事實的證明相對來說較為容易，而對主觀事實的證明則較難。所以我國學者提出了刑事主觀事實的證明這一命題，并對此進行了研究。這無疑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當然，在我國法學界，推定是一個最為混亂的概念之一，訴訟法學者與實體法學者對推定的理解存在差異。例如刑事法中的推定，便是如此。對明知的推定，嚴格來說應該是一個證據法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訴訟法學者也許更有發言權。從證據法的角度來說，推定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證明責任的轉移問題。因為主觀的構成要件要素的證明責任屬于控方，這是從無罪推定原則中引申出來的必然結論。

對于諸如明知這樣的主觀構成要件要素，如果被告人自認，當然沒有問題。即使被告人不承認，但如果有間接證據可以證明，這就是所謂推論。而只有在不能從間接證據中推論的情況下，才存在所謂推定的問題。因為在推定的情況下，通過一定的形式已經把控方的舉證責任轉移給辯方，即：只要存在法定的已知事實，就得出推定事實，除非存在反證。而反證就必須由辯方提出，如果提不出反證，則推定事實就可以成立。

例如我國訴訟法學者龍宗智教授對推論和推定做了嚴格區分，指出了推論與推定的以下3個不同特征：第一，推定因其具有一定程度的“推測與假定性”而降低了證明要求，而推論必須符合證明充分性的一般要求。第二，推定具有“法定證據”的制度特征，而推論具有“自由心證”制度特征。第三，推定轉移了證明責任，而推論并未轉移證明責任。第四，推定確立了事實認定義務，而推論則沒有確立這種義務。第五，推定是法律問題，推論是事實問題，二者在訴訟中的意義和性質不同。

筆者認為，以上區分是正確的。于對明知的認定來說，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采用的是推論的方法，即：根據現有的證據，采用邏輯推論和經驗推斷的方法，對于是否存在明知獲得內心確證。只有在極少部分司法解釋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可以采用推定的方法，由司法解釋所列舉的已知事實推導出推定事實，這樣就使控方對主觀構成要件要素的舉證負擔大為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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